​大学原貌与格物作文

大学原貌与格物作文

曾子《大学》发明儒家内圣外王之旨,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从“格物致知”开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条理非常明晰。但遗憾的是,最为重要的“格物”的传文,却因“阙简”而古义亡失。后世关于“格物”的解释层出不穷,莫衷一是。甚至有人认为:“根据《大学》原文,它本身只是开示儒家‘内圣外王’的进阶程序的纲领,并没有确定格致诚正修的具体涵意,没有明确地表示‘格物致知’的意思。……因此难以说谁更符合《大学》之原义,学者若再于此作纠缠批评,则甚属无谓。”①但很难想象曾子会对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悬置不决,使之成为后人聚讼的渊薮。哲学研究不是接受美学,无论后人有多少阐释,“格物”在曾子那里只能有一个确定的意旨。所以这个问题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

“格物”说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大学》原文的“阙简”。而“阙简”是程朱

在整理汉唐原本《大学》时“发现”的,此前并没有“阙简”一说。至于程朱的整理是否恢复了《大学》原貌,这又是一个问题。我们不妨暂且丢开朱熹《大学章句》,从汉唐原本入手,看看“格物致知”的传文究竟是如何遗失的。

《大学》的结构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是经文,后一部分是传文,是对经文的逐条解释。我们先看经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这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理论体系,朱熹把它归纳为“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南怀瑾在《原本大学微言》中又拎出一个“道”字,与三纲领合称为“四纲领”。其实,道是经文的主题,应当单提出来。于是,《大学》经文的结构就可以归纳为“一主题、三纲领、八条目”。这样做并非有意标新立异,而是要理清《大学》的文理结构。因为《大学》后半部分有一段历来归属不明的文字,其实就是大学之“道”的传文。

接下来看传文,为醒目起见,重在提纲挈领,用省略号代替了一些枝节性的文字: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故君子必诚其意。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社会文化论文《大学原貌与“格物”本义考》。”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此谓国不以利为利。

以义为利也。

按理说,《大学》传文的行文次序应该与经文一一对应,不容紊乱。可是我们一眼就会发现,紧随经文的却是逻辑上不前不后的“所谓诚其意者”,而这段传文的正确位置无疑是在“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之前,所以汉唐原本存在错简是不容置疑的。

关于错简,李零说:“汉人讲‘章句之学’,章句和章句组合不同,对文意理解有再创造。前人对此不明,每把‘章句蒙太奇’叫‘错简’,这是校勘学上的大谬。因为整过竹简的人都知道,一条简和一条简拼错,正好文从字顺,那可太不容易(除非不顾文意,强行突破),简直就是lottery(刮刮乐)。”②所以,《大学》的传文错简错得如此“文从字顺”,确是很奇怪的事情。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犹如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三本,这是由于后人“精心整理”所致,而整理者必是曾子后学无疑。

那么曾子后学为什么会把《大学》的传文调整成今天这个样子呢?可以想见,“他们”在整理传文部分时,应该和我们今天一样,首先注意到针对于八条目的“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这样的通用句式,但却最终没有发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这一条。检视“现存”的传文条目,依照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次序,最靠前的只能是“所谓诚其意者”,所以就把诚意的传文整段提前。整理者没有注意到三纲领也是有传文的,因为他们同样没有发现“所谓明明德者”这样的文字标记,而亲民在后文中甚至变成了“新民”,更增强了隐蔽性。③他们更没有注意到大学之“道”也是有传文的。在他们看来,这些“漫无归属”的段落都应该是“诚意”的传文,今人南怀瑾即是如此理解的。经过这一调整,诚意的传文反而凌驾于一主题和三纲领的传文之上了。这是一次人为制造的错简,形成了汉唐原本《大学》。

程子在阅读汉唐原本《大学》时,高明地辨别出“克明德”、“作新民”“惟民所止”这几段文字就是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传文。于是曾子后学把“诚意”传文前置的错误就非常明显了。但程子同样没有找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这一条目,可他觉得至少它应该在“诚意”的传文之前。往前一看,经文中“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似乎是没来由的半截子话。“知之至也”让他想到了“物格而后知至”,这“无疑”就是“格物致知”传文的“残简”,是“格物致知”说的总结。于是就把这一片“残简”与诚意的传文一起挪到了后文“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之前。至于“此谓知本”四个字,“程子曰:衍文也。”其实,“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是经文的最后一句,承上总结天子庶人皆以修身为本,不可割裂。再说“知之至也”的“至”是极致的意思,与“物格而后知至”之“至”不同。如果真的是“物格而后知至”的传文,应该说“此谓知至”才对。可见程子在整理的第一步———经传切分上已经犯了错误,人为地制造了几枚“阙简”、一枚错简和四个字的“衍文”。

接下来程子发现,三纲领的传文之前还有“切磋琢磨”一段没有归属的文字,他没有意识到这是大学之“道”的传文,想来想去把它移到三纲领的传文之后,朱熹便顺势视之为三纲领的总结:“引诗而释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于至善。”这样一来,曾子以本段总释大学之道的用意就被埋没了。可见程子在整理的第二步又犯了一个错误,制造了第二处错简。

最后,程子注意到,三纲领的传文之后,还有一段孔子论讼的文字,不好安放———“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他回过头来检视经文,发现有几句话似乎可以与它对应:“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他觉得,《论语》中“无讼”与“听讼”是治本与治末的关系,因而这段话应该是解释“本末”的。朱熹承其意而下批语:“右传之第四章,释本末。”但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在经文中并不是纲要性的句子,它不过是三纲领和八条目之间的过渡句,强调为了实现三纲领,要“知所先后”,语意极明,根本用不着专门加以解释。再说经文中“本末”的意思是以修身为本,以平天下为末。有本有末,所以要“知所先后”;而“听讼”一段文字是以使民无讼为本,以听讼为末。有本则不必有末,所以要“知本”。二者说的完全是两回事,无法对应。可见程子在整理的第三步又犯了一个错误,张冠李戴。

汉唐原本《大学》经过如此一番伤筋动骨的调整,再加上朱熹“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变得面目全非。从此“格物”之说彻底没有着落,成为千年难解的公案。

下面我们试着以经文“一主题、三纲领、八条目”的结构线索为提纲,对汉唐原本《大学》的传文重新进行整理,以期恢复第一次错简之前的本来面目。其实只要把曾子后学的调整取消就可以了,让“诚意”的传文再回到“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之前,一步到位。如此一来,经传的次序便一一对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