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书房”，康熙的私人智囊

导语：康熙在于鳌拜的斗争中，曾得到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与帮助。因此，废除辅政体制后，如何对待汉族士大夫的问题,应是总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设立“南书房”则是康熙的一步妙招。

康熙朝中央机构颇具特点的地方,是在内廷设立了南书房。

清入关后,顺治帝为加强皇权，曾欲重建内廷书房,于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命人在景运门内建造崮房,选翰林院官员分三班值宿,以备“不时召见顾问”,然而并未设立书房。康熙剪除拜之后,立即遵循顺治遗志,选择翰林入值内廷,设立“南书房”。

南书房位于乾清宫斜对面,偏西向北,实即乾清门之右阶下。据说是康熙旧日读书之处。但在继承帝位之后，则以位于乾清宫的懋勤殿为书房,而将原来书房改成“内廷词臣直庐”。由于其位于皇帝的新书房——懋勤殿之南,故称南书房。

南书房在康熙朝的地位特殊，后世史学家说，进了南书房相当于乘上了“官场直升机”，那么南书房究竟是什么机构？都有那些人进了南书房？进了南书房的要臣们都为康熙皇帝做些什么呢？

南书房是康熙帝为学习和发扬中原传统文化、密切与汉族士大夫联系而建立的内廷机构,由清一色的汉族士大夫组成,无固定的编制和人数。完全根据皇帝的需要,任意增减，少时仅一两人，多时达十来人。人员流动性也比较大,除少数人人值时间比较长以外，大多数都比较短。

康熙十六年(1677)冬,命大学士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之人,经反复酝酿,至十一月十八日,定传讲学士，正四品张英(1637-1708）加内阁中书衔。正六品高士奇二人“在内供奉”。并为便于“不时宣召”，令给张英、高士奇及原来即在南书房的励杜讷等三人,于皇城肉赐第。张英高土奇赐居于西安门内，励杜讷赐居于安门内。

汉官赐第皇城之内也是自此开始的。赐第禁城之内是书房翰林的殊荣,也标志南书房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继张英、高士奇之后,康照于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又“召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待读学士叶方蔼、待读王士桢人待内廷”。

此后至康熙二十七年之前,陆续入值的还有张玉书、孙在丰、徐乾学、王鸿绪、陈元龙、戴梓等人。凡入值者,均授以翰林职衔,称南书房翰林。

南书房翰林们是皇上钦定，主要工作的工作也是围绕皇帝开展，职责可归纳为如下五项:

一、讲解经史,为皇帝读书治学充当咨询和顾问。

康熙一生勤奋好学。虽然从康熙十年二月开设“经筵目讲”仍不能满足要求。日讲按定例冬至、夏至必须停止,各放两个多月寒、暑假。此外，如斋戒沐浴、亲人忌辰、出巡外地、国务繁忙时也不能讲。而且开讲之日，只在辰前讲一个小时左右，一般皇帝坚持按时听讲已属难能可贵,而康熙竟不满足。

另设南书房,召翰林入值,充分利用业余时随时讲读。康熙在每天早上处理政务之前，早起诵读。晚上处理完政务，再反复琢磨讲论。由于学习太过辛苦，竟然咳出了血，即使这样，仍然不放松学习。

《清实录》：“逐目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

康熙召张英、高土奇入值南书房的第一天,即对他们说：”虽然我从幼时就读四书、五经，也常常反复琢磨，但圣贤义理要参议透彻，还需要和你们细致的讨论。”

可见,康熙不是初学,而是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所以每次都以亲讲为主。他除了每日跟张英学四书、五经讲读《通鉴》之外，还向高士奇学习书法和唐诗。每日至少两次课有时竟达三四次之多。凡不适合日讲之际,内廷均可照常讲读。出巡时南书房翰林亦随侍身边。

二、反映下情，咨询时政。

早在熊赐履入值时,康熙帝即频繁召对,所谈内容极为广泛,凡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子百家,无不论及。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初八日,康照结合课程内容讲了地方官吏苦衷。

张英借机提出地方存留太少致使不得不加派的问题,说：“外吏之苦,甚至有自戕其生者.......究竟取之百姓耳。臣愿四海荡平、兵饷稍裕之时,存留钱粮尚宜少加酌议,以为恤官恤民之地也“。康熙照采的他的建议,地方存留逐渐有所增加。这样,南书房成了汉族地主,尤其是江南士大夫,向皇帝反映意见和需求的正常渠道。

三、抄写撰拟特颁谕旨或口传上谕。

康限于十七年(1678)五月初十日手书高土奇:“尔在内办事有年,凡密谕及朕所览讲章、诗文等件,纂辑书写甚多,实为可嘉。特赐表里十匹,银百两,以旌尔之劳,特谕。“以高土奇的身分和地位,当然主要是眷抄密谕,但也不排除有时代为起草撰拟。他自己就说过:“有时召余至内殿草制,或月上乃归。

“至于张英,参与机密事务当更多,礼亲王代善的后代明琏在《啸亭杂录》中写道:“康熙中渝旨,皆其拟进”。不过,南书房并不撰拟一般诏旨，而只起草“特颁”之诏旨。

票拟的主要机构还是内阁，如果是军国机要,则职责在议政处。除非是特诏旨,由南书房翰林起草。但这也看出皇帝对南书房的态度，相当于是皇帝的内臣。

四、编纂书籍。

南书房从康熙十七年(1678)起加编纂图书项目。继张英、高士奇之后,陈廷敬、王士桢、叶方蔼等人入值都是为了“在内编辑”。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后,南书房工作则转入以修书为主。

如江南昆山人（今江苏昆山）徐乾学于康熙二十四年入值南书房后,授内阁学士,充《大清会典》、《一统志》副总裁,与学张英日待左右,凡著作之任,皆以属之。康熙的《制文集)共176卷,分4集陆续出版,也基本都是南书房翰林帮助整理。

五、相互切磋，亦师亦友

康熙喜好书法、赋诗，经常与南书房翰林一起鉴赏品评,互相唱和。康熙与入值诸臣吟诗作画、剖析经义,讨论时政,无异同堂师友,感情极为融洽。他向沈荃学习书法,沈悉心指教,“每侍圣祖书，下笔即指其弊,兼析其由”,康熙不仅不恼,反“深喜其思益”·直到其离开南书房几年以后,仍经常将其如入内,优礼有加,并将临摹字体赐之,以求指正。

康熙对入值者,以师友之情,备加信任。张英入值不满三年,即被指名提升为翰林院学兼礼部待郎,后晋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仍管詹事府事。自张英之后,桐城张氏日益显赫,“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子孙五人先后入值南书房。

其子廷玉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保和殿大学土兼史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事务,进三等伯,死后配享太庙,为有清一代名臣。励杜讷以诸生受知,入值后赐博学鸿词科，授编修，迁待讲。转外史后历任光禄寺少卿、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刑部待郎等职。“子孙继起,四世皆入翰林。”三世入值南书房。其他入值成为达官显贵者,亦不在少数。

后人谈及南书房说:“南书房在乾清宫之西南......凡诏旨密勿,时备顾问。非崇班贵成、上所亲信者不得入,词臣任此为异数。”所谈基本属实,惟“非崇班贵成不得入”一语似有出入。仅从以上数例即可看出,他们刚入值时地位并不高,甚至很低,是入值后在皇帝扶持下发展起来的汉族新权贵。

总结：

康熙通过南书房,加强满汉文化交流,使自己博古通今,成为文化素质、思想修养和政策水平都比较高的统治者。同时,对团结汉族上大夫缓和满汉民族矛盾也有积极作用。“”南书房”可以说是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康熙皇帝的智囊团和私人秘书处，为满汉融合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