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博士11天捐精5次猝死，父亲索赔400万：难道我儿不如一头牛

武汉博士11天捐精5次猝死，父亲索赔400万：难道我儿不如一头牛

2011年2月12日，湖北省武汉市，一名34岁的医学博士郑刚因频繁进行精液捐献而意外猝死，令人唏嘘。据悉，这已是郑刚在短短11天内的第五次捐精。

郑刚的突然离世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尤其是校方对其家属提出的赔偿金额仅为8.8万元，这一数额令郑刚的家属感到极度不满。其父亲郑大强愤怒异常，甚至将矛头指向学校，质问道：“在我们乡下，连一头黄牛也能卖十多万元，难道我儿子作为博士，连一头牛都不值？”这样的比较充分体现了他内心的无奈与愤怒。

郑大强心中最难以释怀的是为什么自己的儿子选择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捐精。究其原因，他询问了儿媳小吴，才得知郑刚出于对科学研究的崇敬而做出这样的决定，经过与小吴的商量后，便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这一途径。

小吴自身是一名硕士毕业生，虽然她认为捐精对身体没有大碍，但又担心父母年事已高，难以理解这一行为。虽然最终她同意丈夫前往捐献，但她并没有告诉自己的父母。而捐精导致猝死的事件，谁都没有料想到。

虽然专家们指出并不存在“精尽而亡”这一说法，但这一事件依然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郑刚的父亲郑大强在校方和医院之间奔波不息，要求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让此事件进一步发酵，成为舆论的焦点。

郑大的家族位于湖北鄂州的一个普通农村，世代以务农为生，那里是鱼米之乡。郑家的两个儿子中，郑刚是老二，他的哥哥比他大两岁。尽管哥哥成绩一般，但从小郑刚就展现出超凡的学习天赋。

1993年，郑刚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樊口高中，令家人欣喜不已，他们坚信这个孩子将来必有所成。然而，命运却让人感到无常，在高考前夕，郑刚突发高烧，成绩未能达到理想的高度，仅能勉强被三峡大学的临床医学专业录取，学费每年高达5000元。在90年代的农村家庭中，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面对重压，郑刚一度萌生了退学的念头。

就在此时，郑刚的哥哥选择牺牲自己的学业，表示愿意辍学供弟弟完成学业。郑刚感受到深厚的兄弟情谊，因此立志更加努力。在大学期间，他几乎投入了两个人的精力，而他的一切努力也得到了回报，每年都获得一等奖学金，成为了三好学生。五年的大学生活，他穿着几件已褪色的衣裳，过着俭朴的生活，身边的同龄人忙于谈恋爱，他却像个苦行僧，专注于本科阶段的学业和科研。

2001年夏天，郑刚顺利毕业，成功分配至湖北省老河口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走上了行医路。为了追求更高的目标，他在职期间不断备考，七年后又顺利考入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攻读外科学硕士研究生，成为少数有自费读研经历的农村出身的学子。

郑刚的家人对他的成就感到无比骄傲，父亲郑大强常常自豪地和乡亲们提起，自己的儿子是高材生，能够承担起整个家庭的希望。他们认为这样的成就与家族在几代人的努力和积德是分不开的。

然而，尽管郑刚多次提及想让父母搬到城市生活，但他们却依然眷恋乡村的朴素生活，不愿给孩子带来负担，尤其是当郑刚已经成家立业时，父母只希望他能安心工作，别去操心家中的琐事。

郑大强本以为儿子的人生将一帆风顺，谁知变故突然降临。就在2011年2月12日下午，郑大强在田里忙活，突然接到儿媳的电话，得知儿子正在医院接受抢救，情况危急。他的心悬到了嗓子眼，连忙放下手中的活，搭乘最近的火车赶往武汉。然而，当他匆匆赶到医院时，迎接他的是儿媳悲痛的身影，怀抱着郑刚的遗体，泪如雨下。天人永隔，从此父子情尽。

郑大强晕了过去，醒来后他四处打探事情的真相，儿媳告知他，郑刚是因捐精导致猝死的消息令他痛彻心扉。

捐精被视为一种自愿的无偿献血行为，通常用于帮助不育症患者、辅助生殖及科学研究等领域。

捐精者需满足一定条件，年龄在20至45岁之间，身体健康，无传染病、血吸虫病等其他疾病，且未患有器质性疾病。此外，捐精者还必须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

合格的捐精者，其精子的质量、数量、活力和形态需符合医疗机构的严格标准，且需排除生殖感染及其他生殖系统疾病的可能。

2010年，湖北省精子库开始试运行；随后的2011年1月，华中科技大学校园内启动了捐精志愿者招募活动，为建立人类精子库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当时，在华中科技大学任职的医生郑刚，受到该活动的启发，主动报名参与捐精，得到了妻子吴玲的支持。

吴玲作为该校在读硕士，认识到捐精在医学上所能带来的巨大贡献，因此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丈夫的决定。

郑刚于2011年1月15日首次来到精子库进行捐精；紧接着在接下来的十多天内，他共完成了四次捐精。

再到2月12日，郑刚再次来到精子库，熟悉的环境里，只有一台电脑、一个小沙发和一个洗手池，墙上贴有几幅照片，与以往几次的场景十分相似。

在常规情况下，整个采精的过程通常需要半小时至一小时。但当郑刚在一个多小时后仍未出来时，工作人员便轻敲房门关心他的情况。

郑刚确认自己一切正常，工作人员因而没有催促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郑刚依旧没有走出房间，工作人员经过一个小时的等待后，感到事情有些异样，便决定进入取精室查看，结果发现郑刚已倒在地上，神志不清。

紧急情况下，工作人员迅速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但由于抢救无效，郑刚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不幸去世。

医院当天开具了正式死亡证明，确认郑刚死于猝死。事故发生后，吴玲立即通知了郑刚的家人，他的父亲郑大强和哥哥嫂子连夜赶往武汉。

得知噩耗后的郑大强悲痛欲绝，无法接受儿子猝死的事实，他坚决要求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至始至终不愿意相信平日里身体健康的郑刚，竟因捐精而离世。

郑大强强烈要求进行尸检，以便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明确的交代，不想让儿子以如此不明的方式离开人世。然而，校方对此表示反对，称吴玲已与校方达成一致，同意火化郑刚的遗体。

郑家亲属在得知噩耗后赶到武汉，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及同济医学院生殖医学中心进行了首次协商，以深入探讨郑刚的死因及后续处理事宜。校方希望能够对郑刚进行尸检，并表示愿意承担所有相关费用。

尽管校方出于对郑刚死因的关注而提出尸检的建议，但郑刚的妻子吴玲却最终拒绝了这一请求。作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在读博士，吴玲理解丈夫的突然离世让其痛苦不堪，但她认为既然丈夫已经离世，仍应给予他安息，而非留下一个不完整的身体，同时也不希望丈夫在死后还承受过多的责任。

在长达四个小时的谈判中，校方与吴玲多次沟通，最终她同意进行火化。在郑大强并未在场的情况下，由于有吴玲的签字，郑刚最终被确认并送去火化，而没有经历尸检的过程。

随着事情的尘埃落定，郑大强虽然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却心中满是无法释怀的伤感。对于他来说，郑刚的死亡总是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校方与郑刚的父母及吴玲表达了人道主义的关怀，拟定了赔偿方案，给予郑刚的家属8.8万元的赔偿金，同时还减免吴玲在读研期间的部分学费及生活费共计2万元。

在协议达成后，伴随着郑刚的死亡事宜终于告一段落。然而，郑大强的内心却愈发沉重，他感到痛心，难以接受自己优秀、孝顺且正值年轻的儿子竟会以这样的方式离世。事态的发展让他深感失落，心中充满了遗憾与挣扎。他不在乎那8.8万元的赔偿，他只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健康地活着，然而这一切已经无可挽回。

这就是儿子所谓的“丧命钱”吗？郑大强曾痛哭流涕，提到他家乡的黄牛也要卖到十万元以上，难道他儿子的一条命竟然还不如一头牛值钱？

在泪水中，郑大强开始了漫长的维权旅程。

没有进行尸检就急匆匆火化的作法，使他的脑海充满了怀疑和种种猜测，他始终认为儿子的死背后另有隐情，因此决定自己四处搜寻证据。

他坚信儿子身体健康，根本不可能突然猝死。

更何况，在捐精之前郑勇曾经过严格的体检，如果他的身体有隐患，根本不可能顺利通过。

郑勇曾任职的老河口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九位同事也联名作证，特别撰写了一份证明，医院的公章清晰可见，证实郑勇在职期间身体健康，毫无心脏病史。

在西医的观点中，捐精是极为安全的一种行为，精液不过是少量精子及蛋白质等物质的混合体，与体液相似，微小的损失是可以忽略的。

至于说“精尽人亡”，更是毫无根据。

郑大强坚称，问题出现在捐精的过程中，但相关细节严格保密，除了亲身经历的郑勇，其他人根本无法了解事情的真相。

2012年6月19日，带着无尽的悲痛和愤懑，郑金龙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将华中科技大学告上法庭。

他要求校方承担责任，索赔包括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金额总计超过400万元。

由于经济困难，郑大强没有请律师，而是自己拖着约30斤重的六大包证据走进法庭。

在宣读起诉书的过程中，这位只有初中文化的父亲声泪俱下，让法官不得不多次休庭，以便让他整理证据。

然而，这场备受瞩目的诉讼，最终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宣告结束——一审法院并未完全支持郑金龙的所有诉求。

法院认为，虽然郑勇是在校学生，但已成年，尽管学校鼓励他捐精，但最终这是他的自主决定。

在捐精时，精子库的操作也未发现任何违规行为，因此被认定郑勇与学校、医院三方皆无责任。

基于这个判定，法院裁定三方应当共同承担损失。

为表达人道主义精神，生殖中心最终向郑勇的家属支付了19万元的赔偿金。

随着时间的推移，郑勇离开的日子一天天向前，郑大强迫切希望为儿子讨回公道，因而再次提起上诉。

然而，第二审依旧维持原判，此案彻底结束。

至今，郑大强为寻求真相的脚步从未停止，然而无论结果如何，郑勇的悲剧都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明天和意外，谁会先来，我们无法知晓；因此，珍惜生命、关注健康才是最重要的。